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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航天人都起到了自己应该有的作用

作者:AG九游会老哥俱乐部更新时间:2021-03-06 22:22点击次数:字号:T|T

  由于此前眼睛曾做过手术,为了保护视力,叶培建养成了“听电视”的习惯。2019年9月17日,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首席科学家从电视里听到自己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的消息。

  听到主席令那一瞬间,叶培建内心满是高兴和激动,但很快他又感到有点惭愧。“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国家航天界有多少优秀人物,但这个荣誉给了我,我有点受之有愧。”

  与叶培建一同被授予“人民科学家”这一称号的还有数学家吴文俊、天文学家南仁东、医学家顾方舟、核物理学家程开甲等四人。“5位‘人民科学家’,很遗憾,其他4位都去世了。”叶培建低下头,沉默了几秒钟,“所以我还要替他们多做点事。”

  1945年出生的叶培建,从事航天工作已有50多年,从探月工程到逐梦火星,他的大半辈子和中国航天紧密相连。

  叶培建的航天生涯始于1968年,那一年他从浙江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加入北京卫星制造厂,成为该厂的一名技术员,一路成长为空间飞行器专家。

  2000年9月1日,资源二号01星顺利升空。这颗卫星由叶培建及其团队耗时10年研制而成,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传输型遥感卫星,其发射对中国遥感事业意义重大。然而,正当叶培建带领团队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转战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时,一个紧急来电打破了原来愉悦的气氛。

  “叶总,卫星丢了,信号没了……”接完电话,叶培建头脑一片空白。见叶培建不吭声,车上同行的几位主任设计师意识到出事了。

  “我当时有个自私的想法,就是希望那时车从山顶上掉下去,把我摔死。”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叶培建依然心有余悸,“国家那么信任我,让我担任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卫星造了10年,花了那么多钱,在我手里出了问题,我怎么交代?”

  不过很快,叶培建就冷静下来。在得知卫星上的电池还能撑7小时后,他要求工作人员抓紧查出原因。等叶培建一行赶到西安,问题已经查明,原来是地面工作人员发出了一条不当指令,致使卫星姿态发生变化,失去信号。

  随后,叶培建指导地面工作人员迅速编写了抢救程序。当卫星从东方进入中国国境上空时,技术人员及时上传指令,让资源二号01星“起死回生”。后来,这颗原本设计寿命为2年的卫星超期服役,在太空中遨游了四年零三个月,顺利完成了中国对地观测卫星首次“三星组网”。

  “责任比命大。”叶培建感慨道,“那次是我航天生涯经受最大的挫折,它让我明白,航天真的是差一点点就成功,差一点点就失败。”

  2001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进入论证阶段,叶培建作为首批核心人员之一参与其中。2004年,探月工程一期立项,叶培建担任嫦娥一号卫星的总指挥兼总设计师。

  中国探月工程立项之初便定下一条规矩,每一个嫦娥探测器型号都会同时生产两颗卫星,单数编号卫星为主星,双数编号卫星为备份星。如此一来,即便主星发射失败,备份星也能在摸清并解决故障问题后,迅速实施发射。

  当时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嫦娥一号已经取得成功,没必要再花费重金发射一颗备份星;另一派意见则以嫦娥一号工程总师孙家栋和叶培建等人为主,力主发射。后来,在叶培建等人的坚持下,嫦娥二号成功发射升空,获得了分辨率优于10米的月球表面三维影像、月球物质成分分布图等资料,并最终飞至1亿公里以外,对中国的深空探测能力进行了验证。

  有了嫦娥二号“珠玉在前”,当2013年嫦娥三号探测器完成落月任务后,大家对发射嫦娥四号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但在任务内容和规划上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当时很多人认为要见好就收,嫦娥四号落在月球正面更为可靠。

  叶培建再次力排众议,在他看来,遥感、气象、通信等应用型卫星应该“力保成功”,但包括嫦娥系列探测器在内的探索性卫星,应该给予更多机会,去做“探索性的创新”。

  在叶培建的坚持下,今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的冯•卡门撞击坑,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

  对于嫦娥四号的创新之举,美国宇航局一位专家由衷地赞赏道:“从今以后,我们不能再说中国只会跟着美国干了,(登陆月球背面)这件事我们之前也没干过。”

  在采访中,叶培建告诉记者,2020年嫦娥五号将完成月球采样返回,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完成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计划。叶培建透露,“未来中国还将在月球建立科考站,初步形态将建在月球南极附近”,他希望在嫦娥六号、七号、八号以及日后的载人登月等任务中,各型探测器能落在同一个地区,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从而建立真正的月球科考站。

  探月工程之余,叶培建还把目光放在火星探测上。“火星探测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行星探测。我们的第一次火星探测任务将一次性完成‘绕落巡’三步走。第一我们要能够对整个火星进行全球观测;第二要降落在火星;第三火星车要开出来,在火星上巡视勘测。这当中有很多难点,如果做成,这将是全世界第一次在一次任务当中完成三个目标。这个工程实现是个很大的创新。”叶培建说。

  谈及为何要进行月球、火星探测,叶培建解释道:“人类在地球、太阳系都是很渺小的,要想了解宇宙的形成、地球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不走出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有人觉得探索太空如今看起来没有用处,但未来的太空权益,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争取。”叶培建说,“宇宙就像是海洋,我们现在不去探索,将来再想去可能就晚了。”

  近些年,叶培建更多是站在幕后,为年轻的航天工作者们撑腰。在发射现场,他喜欢这里走走,那里逛逛,跟大伙儿聊天,让众人放松心情。大家都说,叶总就是“定海神针”,只要有他在,哪怕一句话不说,心里也踏实。

  “敬爱的叶爷爷,您满腔的爱国情怀,执着不弃的事业追求,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让我们无比敬仰,您为我们种下的科学种子一定会茁壮成长。我们全体少先队员会牢记着您给我们的题词,仰望星空,探索未来。”

  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后,叶培建收到了浙江省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少先队员们寄来的一份信。两年前,叶培建曾在该学校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科普课,如今科学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今年已过七旬的叶培建,依然心系中国航天事业。闲暇之余,他会抽出时间去做科普演讲,把航天知识和理念传播给大众。每当有嫦娥任务,他还是会冲到第一线,为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加油鼓劲。

  对于“人民科学家”这份荣誉,叶培建感慨地说道:““我只是千千万万个中国航天人的代表之一,只有把今后的事情做好,把队伍带好,才能够对得起这个称号,无愧于人民。”

  “这是人民给我的,我是人民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人民的一份子,我要继续为人民服务,把航天的事情做好。”叶培建说。

  一个人一生能做多少事?这位航天大家的答案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在中国航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他的名字从未间断地闪烁着光芒。他是前不久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孙家栋院士。

  年轻时留学苏联,现场聆听毛主席“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席话;回国后研制导弹,参与缔造了我国最早的地地导弹;后来受命转向卫星研制,捧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接下来,返回式遥感卫星、东方红二号卫星、第二代应用卫星……太空中前100颗中国星,1/3出自他的手;年过半百,他又作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坐上谈判桌,将我国航天发射服务推向国际;本可以安享晚年时,他却返回技术战线,接过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和月球探测工程总设计师的帅印……

  2017年2月8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2016年“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上,孙家栋荣获了人生中一个意义不凡的荣誉。这个荣誉无关技术,却饱含深情。

  “这个奖非常重要,是对航天人几十年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个专业部门大力支持下取得的成果的充分肯定,”孙家栋不改谦逊,“老百姓称赞航天搞得好,为中国争气,为经济发展、国防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航天人应该说是达到了国家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

  孙家栋一生拥有数不清的头衔,个个分量非凡:“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原航天工业部及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月球探测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他自己最安心的称谓,则是一句最普通的“航天人”,他希望将自己隐没在无数航天科技工作者之中。

  “每个航天人都起到了自己应该有的作用,但关键在集体,”他解释,“这不是客套话,航天精神中有一句非常重要——大力协同,航天是高风险、高技术集成的事业,不是少数人能够完成的任务,离开群体确实是办不成事的。”

  孙家栋的职业生涯尤其长,近乎常人的两倍。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工作,至今仍未完全歇下来,前几年还不停地奔波在各大航天研制单位和发射场之间,老伴魏素萍每年给他买四五双布鞋,他都能穿出洞来。

  最近两年,他患了腰疾,影响到腿脚,跑动不再那么勤。即使这样,在各大航天工程的评审现场和重要会议上,他依然经常笑容可掬地出谋划策。“有事情就干,没事就看看报和航天技术材料。”这就是他的晚年生活。

  笑容是孙家栋的标志。老照片里,不论是会议现场、谈判桌上,还是同事身边、钱学森的病床前,他总露出牙齿,笑得无比真诚。

  他的笑容给人温暖,也给人信心。作为我国航天史上诸多里程碑的直接缔造者,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用笑容面对。

  孙家栋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意外。他总是临时受命,然后在一片处女地里做出开创性成果,震惊世界。

  1958年,孙家栋从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留学归来,一心要为祖国造飞机。可是刚回国,他就被划分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从事导弹研制。

  9年后,作为总体技术人员,他已经参与研制成功东风一号、东风二号等我国 最 早的导弹型号,并 实现 了导 弹核武器的 成 功试验。就在这时,1967年夏天,他被直接调去即将组建的空间技术研究院,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这颗卫星后来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一天之内,他从一个导弹专家变身为卫星专家——一位对卫星技术并不太精通的专家。

  为了尽快组建起总体设计团队,孙家栋亲自确定了一个18人名单,从火箭研究院抽调这18名技术精英,与中科院的部分同志共同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

  当时正处于期间,派系斗争如火如荼,孙家栋一门心思从搞卫星的角度出发,将派系之争搁在一边,其实顶着巨大压力。但让他感动的是,当这18个人离开火箭研究院时,两派人员高举彩旗,各站一方,敲锣打鼓,热烈欢送,这在当时实属罕见之事。领导和群众不得不打心眼儿里佩服,孙家栋这活儿干得漂亮,开了个好头。

  孙家栋认为,这并不是他的功劳,而是当时毛主席亲自拍板“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使得研制卫星广受瞩目,科技人员都以能参与其中为荣。

  “文革”搅乱了当时的工业生产体系,制造卫星所需要的元器件经常找不到人去生产。孙家栋便亲自去往有生产基础的单位。于是,在外头还吵得不可开交的两派人员,一走进实验室便搁置争议,联合起来搞攻关。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上天并成功入轨,传回人们熟悉的《东方红》乐曲,举国欢腾。中国从此迈入太空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国家。

  如果按照原来的方案,东方红一号卫星几乎不可能在1970年发射成功,有人说,“没有孙家栋的这两下子,卫星发射可能还要再等几年”。

  沿着东方红一号开拓出来的道路,孙家栋又牵头研制了一系列卫星,从通信到遥感,从不可回收到可回收,从国内到国外。满天中国星,有三分之一来自于他领导的团队。

  孙家栋不仅是航天首屈一指的技术专家,也是赫赫有名的谈判专家。上世纪80年代中叶,56岁的孙家栋被任命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走上管理岗位。此前十多年对海外航天市场的关注和国际航天合作的探索,促使他决心拿下又一个重要任务:中国航天走向国际。

  就在他被任命的同一个月,我国政府宣布: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服务。

  一个新面孔要闯入市场,这自然引起了传统市场霸主的抵制,中国航天走向国际的道路,始终不平坦。尤其是美国,对美国卫星由中国长征火箭发射设置了非常严苛的限制条件,几乎呈封堵之势。

  于是,孙家栋带领代表团一次又一次与各国政府沟通、谈判,有理有据有节,曾与之谈判的美国时任助理国务卿迈考里斯特惊讶,一位研制卫星的科学家,怎么会具备政策、外交、科技那么多方面的谈判技巧?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美国休斯空间公司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休斯公司此前已经发射同步轨道卫星67颗,中国火箭的这次发度是最高的。以此为起点,中国航天正式进入世界航天发射市场。

  副部长退休以后做什么?孙家栋的选择是继续搞技术。1995年,他被任命为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工程总设计师。2004年,我国航天继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嫦娥工程正式上马,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担任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

  从38岁受命主持东方红一号总体设计,到75岁为我国奔月之旅掌管帅印,孙家栋就如中国航天的“定海神针”,在每一个重大关口指点方向。

  如今我国在轨卫星已经超过100颗,如何用好这些卫星是孙家栋最关心的事。他认为,卫星工程不仅是天上的事,有了空间基础设施,就像有了电和公路,但要真正用起来,还得空间信息落地,在地面上进一步开展大量研究。

  “比如气象卫星,大量气象研究人员进行数据分析和预报,满足各类专业需求。这是很长的产业链,航天人能做的不多,需要与全社会合作。”他说。

  有人让他给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工作打分,按5分制,他打3分。“这倒不是谦虚,航天是无止境的,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都要精益求精。”

  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说:“孙家栋是小事不纠缠、大事不放过的人,跟他一起痛快!”

  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叶培建说:“孙家栋待人谦和,在工作中他总能抓住问题的要害,提出解决问题的点子,跟他在一起,心里踏实!”

  国家也给予他至高的认可。1999年,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0年,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以孙家栋命名的小行星第148081号正在太阳系中运转不息;嫦娥二号卫星已经飞到1亿多公里以外的深空,成为我国飞得最远的航天器。孙家栋的一颗中国心,就像他洒向宇宙的颗颗中国星,闪耀在中国航天的璀璨苍穹下。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神舟飞船的“总舵手”。他叫戚发轫。半个世纪的航天生涯中,戚发轫参与并创造了诸多“第一”:第一枚导弹、第一枚火箭、第一颗卫星、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号飞船、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二号甲、东方红三号等卫星等都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以花甲之年执著地探索,忘我地付出,为中国航天史留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发轫”,《现代汉语词典》里这样解释:“拿掉支住车轮的木头,使车前进,比喻新事物或某种局面开始出现。”我国的“神舟”飞船总设计师就叫戚发轫。当年给戚发轫起这个名字的先生,肯定没有想到戚发轫会与中国航天史上的众多“第一”结合得如此紧密,并最终成为中国载人飞船功臣簿中不可磨灭的名字。

  戚发轫1933年出生在辽宁复县(今大连市瓦房店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已是高中生的戚发轫,一心要为保家卫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前线去不成,他就在后方参加了抬伤员的队伍。

  那些被美国飞机炸得血肉模糊的年轻战士,让他的心灵深受震撼。也正是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使他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他要为祖国造飞机,让谁也不敢欺负祖国!所以,高中毕业填志愿时,他一口气把3个志愿全都填了清华大学航空系(此系后改为北京航空学院)。

  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戚发轫没能去造飞机,而是穿上军装,当了一名导弹技术兵。虽然有点遗憾,但他还是服从分配,并很快成为一名技术过硬的骨干。部队本打算送他出国深造,但因为他报的“导弹火箭总体设计”专业,涉及到“国家机密”,未获批准。也由此,他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由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优秀工程师。

  正当戚发轫打算在火箭研制的天地大干一番时,1968年2月,专门负责卫星研制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元帅亲自批准把戚发轫和另外17人调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戚发轫成为中国自行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航天十八勇士”之一。

  中国第一星的研制,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难。没经验,没资料,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尽管如此,这些勇士依旧凭借着自己的热情和报效祖国的决心坚持着,直到1970年4月24日,诞生于艰难之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终于在苍茫大漠中的卫星发射基地,成功地飞上了浩瀚太空。

  戚发轫回忆说:“1970年4月24日,那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候,‘打上去了,入轨了,听到乐曲了’,那些声音至今还在耳边。那一年,我37岁。”

  11个月后的1971年3月,他和同事们研制的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又成功地飞上了太空。这颗设计寿命一年却在太空翱翔了8年多的卫星,源源不断地向地面发回了大量珍贵的科学实验数据,为以后卫星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1999年神舟一号飞船升空后,国外的一个媒体曾将这艘船比喻为“上帝之舟”。在千千万万个中国载人航天飞船的建造者中,戚发轫,无疑是站立在船头的驾舟人。从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启动,到飞船首飞,不过短短7年多的时间。回首这7年,戚发轫有着太多的感慨。

  1992年9月21日,中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启动。这一年,因为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而刚刚卸下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总设计师的担子,年已59岁的戚发轫,又走马上任飞船总设计师之职。

  载人飞船工程涉及技术领域的广度、难度,若与我国以往研制的各类卫星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而最大的不同,说白了,就在于航天器上有了人。人命关天,岂敢儿戏。戚发轫深知其中的分量。在他的带领下,所有参与研制飞船的科技人员踏上了漫漫求索路。

  转眼到了1998年。这时候,用4年时间建设的航天城———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在北京西北郊的一片农田里拔地而起,已经组装起来的4艘供地面试验用的初样飞船已在里面同时展开测试。

  这年11月中旬,接连3天,总书记、委员长、总理等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航天城,并分别做出了重要指示。在巨大的鞭策与鼓舞下,戚发轫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1999年下半年,戚发轫率队远赴酒泉发射场,进行试验飞船合练准备。在热浪滚滚的沙漠中,队伍用4个月时间,完成了飞船全部技术流程的演练,并与火箭系统、发射系统和测试系统进行了对接。

  这年11月20日凌晨6点30分,新型火箭“长征二号F”托举着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直上九霄。在太空飞行21个小时后,飞船返回舱平安降落在内蒙古中部草原。多年来一直秘而不宣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通过此次飞天壮举,一下震惊了国内外。

  在戚发轫眼中,这次试验,实际上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大系统一次真刀真枪的正式“演练”。虽然飞船只在太空飞行21个小时,但其本身,已经体现了中国人的实力。

  戚发轫从担任总设计师开始,一刻也未停止对飞船研制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从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到神舟四号飞船,凡是能被人预想出来的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甚至是万一的万一,戚发轫都要求设计人员千方百计去发现和寻找,虽然这种发现和寻找有时就如同大海捞针,但戚发轫却从不言放弃。

  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中国4艘无人飞船相继经受了太空的洗礼,每一次发射都是一次新的跨越,航天员“一步登天”的天梯,在一次又一次的跨越中搭建完成。

  没有刻意的追求,中国航天史上更是共和国的历史上,许多的“第一”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戚发轫的生命中:第一发导弹、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卫星、第一艘试验飞船,都让他给赶上了。

  作为我国空间技术专家,戚发轫现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曾是全国政协委员,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飞船总设计师的头衔。

  飞船总设计师,一个外人眼中光环笼罩的职位,可是有谁能够想到,戚发轫却并不渴望这个飞船总设计师的职位。

  自1968年开始跨入研制卫星的行列,戚发轫不仅亲自参加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而且主持过“东方红二号”“风云二号”“东方红三号”等6种卫星的研制,还亲自组织了10余次卫星发射任务。

  多年的卫星研制工作,使他与卫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亲眼看着我国的通信卫星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使其诞生、发展继而一步步走向成熟的。从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到“东方红二号甲”再到“东方红三号”,设计寿命越来越长,通信容量越来越大,技术上不断上台阶。

  研制过程中,他和他的研制队伍之间已经有了太多的默契,结下了太深的情谊。伴着泪水与欢笑,他们一起走过风风雨雨,以至于当上级领导让他从东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的角色转换到飞船总设计师时,他竟有些难以割舍。他说,如果由他选择,他宁愿留在通信卫星的研制队伍里,继续开展对通信卫星的研究。

  岁月如梭,转眼戚发轫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将自己半个多世纪光辉的航天生涯归结为三件事:“我的一生可能有三件事儿吧,一个是我所参加的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成功,另一个就是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再一个就是中国第一个航天员上天,也就是神舟五号,应该说这三件工作在我一生当中是非常难忘的。”

  他说,“中国航天工程之所以能成功,还要看到前面有很多人做了很多事,就像饿了吃第一个馒头没吃饱,第二个也没饱,吃第三个馒头才饱了,我就是第三个馒头,还上了,但前面的这么多人,都应该被铭记。”

  “虽然我付出了很多,甚至我的老伴就是在我搞飞船最困难的时候去世的,但是我永不后悔,我感觉大有干头!不管从国家还是从个人,都是很有生命力的事情,假如说再有下辈子的话,我还要干航天!”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时代。中国工程院院士,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原总指挥、总设计师龙乐豪曾深情地回忆道,当中国航天人取得这一历史性成功之后,“我和战友们开始向大推力火箭研制领域进军”。

  早在少年时期,龙乐豪就立下了报国的志向。1938年,龙乐豪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日寇横行大肆抢掠中国百姓的战乱中度过了少年时期。一次,为逃避日军的扫荡,年幼的龙乐豪藏在高粱杆垛里,逃过了一劫。从那时起,龙乐豪的心里就产生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保家卫国,让同胞不再受外敌欺凌。龙乐豪很早就意识到,只有国防强大,国家才能安定,人民才能安康,并由此产生了深深的国防情结。

  读高中时,龙乐豪加入了中国。毕业后,被保送到上海交大。1956年,由于沿海地区有发生战争的危险,上海交大西迁到西安,也就是如今的西安交通大学。从此,龙乐豪踏上了国防之路。

  1963年大学毕业的龙乐豪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当时,中国正在 实施“两弹一星”工程。

  据龙乐豪回忆,当时他对星箭的概念还非常模糊,只看到过纸面上的图形,没有见过实物,更没有参加过教学实习。只有1962年底,到沈阳某厂参观防空导弹展示时,他才接触到了导弹自动驾驶仪及导弹核心控制设备等。

  当时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六七个青年科技工作者挤在人 住一个套间,但他们却乐在其中,通力合作、心无旁骛地从事着科研 工作。即使是在礼拜天,也少有休息,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 时。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他们忘我地工作着。

  1969年,美国实现了“阿波罗”登月计划,不由得让龙乐豪感 叹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登月能力,需要航天科技工作者从现实出发、从头做起,踏踏实实迈出第一步。要成功登月,必须拥有大运载能力的运载火箭,必须先从研制最基础的近程导弹做起,再一步步向前推进。嫦娥一号、嫦娥二号的成功登陆就是这样一步步扎扎实实过来的。而龙乐豪是每一个成功过程中的见证者与伴随者之一。

  长征三号是当前中国第一型高轨道运载火箭,也是中国航天乃至 国家科技实力的象征之一。龙乐豪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任长征三号火箭的总体主任设计师。

  运载火箭作为复杂的机电综合体,其研制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高 难度的工程。龙乐豪是如何把它从图纸变成“飞天神器”的呢?

  龙乐豪回忆,研制长征三号时,曾遇到过不少技术难题。最大的难题是研制低温推进剂,这是研发高轨道运载火箭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而当时国内技术积累很少,或者说基本空白。低温推进剂用在火箭的第三级上,原料为液态氢氧。液态氢氧的沸点很低,液氧沸点约为零下182摄氏度,液氢的沸点为零下252摄氏度左右。为了防止液态氢氧结冰,储箱里不能有空气和氮气等杂质。如果混入杂质将导致结冻,产生渣子,使储箱爆炸。因此,只能用氢气和氦气置换或增压。当时科研人员还没有掌握 氦气的低温物理性能,只能一点点摸索。因此,基础研究工作难度很大。但龙乐豪带着科研团队,凭着一股不突破难关不罢休的精神,最终掌握了技术要领。

  除了低温燃料外,科研团队还面临着很多技术难题。譬如,发动 机“次同步振动”问题,因为它会导致发动机爆炸,有很大的危险性,还有动力系统试车中的“缩火现象”等。经过科研队伍的不断摸索,最终一一攻克了这些技术难题。

  经过多年努力,1984年1月,长征三号终于进入试飞阶段。龙乐 豪很想亲临现场,看着自己倾注了无数心血的火箭飞向天空。然而, 作为一号指挥员,他必须坚守岗位。每当指挥发射完毕,他走出山 洞时,火箭已经达到很高的位置,天气晴朗时还能远远看到一个小黑点,有雾或阴雨天时就只能听到半空中传来的轰鸣声。每次发射前,龙乐豪都会围绕火箭转一圈,向它告别。

  作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龙乐豪提出的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末速调节方案至今仍在沿用,提高了导弹命中的精度和火箭入轨的精度;用一发低温推进剂火箭连续三次加注、两次泄出、六次点火试车,龙乐豪在我国火箭研制史上的这一举措,不仅为火箭研制缩短了一年左右时间,还为国家节约了数千万元科研经费。

  1996年2月15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后约两秒,火箭飞行姿态出现异常,火箭低头并偏离发射方向向右倾斜。飞行约22秒,火箭头部坠地,撞到离发射架不到2公里的山坡上,随即发生剧烈爆炸,星箭俱毁,并造成人员伤亡。

  这是长三乙首次发射国际通信卫星,长三乙是当时中国航天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捆绑了4个助推器。“我是长三乙的总设计师兼总指挥,我们的胆子也够大了,首飞就承担发射一颗国际卫星,全世界公开广播,这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

  但是,“火箭起飞22秒,就像运动员跳高,跨过一个横杆不往上飞就斜掉下去了。”

  那段时光是龙乐豪刻骨铭心的疼,也让这位总设计师“一夜白头”。他说,“那时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痛苦。说实话,我没想到失败得这么惨。”

  因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国际惯例是允许失败的,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失败原因调查清楚。“改进措施是不是有效?你说了不算,要找第三方来评定。我们当时请了美、德、法、英的5个专家来,我跟他们报告了3天,他们非常认可。当时我从事火箭研究30多年了,从经验来看,火箭的总体设计方案没有问题。”

  14年后,龙乐豪谈起这次失败时说,“我没有灰心,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失败,重要的是如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改进研制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今后的失败或避免失败。”

  后来,故障原因查明为一个电子元件失效。面对舆论的压力,龙乐豪带领团队不断推理,反复试验,全面审查了火箭总体技术方案,再次认定正确无疑,并在此基础上,围绕设计、生产、产品质量控制、研制管理等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完成了12类、122项试验,提出44项、256条改进措施,从而确保了后续飞行试验皆获成功。

  1997年8月20日,我国自行研制、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新型捆绑式运载火箭“长征三号乙”,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将美国劳拉空间系统公司为菲律宾制造的马部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表明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具备了能把5000公斤的有效载荷送入高轨道的能力。

  作为长征三号甲、乙、丙系列火箭总设计师兼总指挥,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是当之无愧的功臣。

  中国到底需不需要载人登月,很多人有不同声音。龙乐豪是载人登月的坚定倡导者和支持者,“或许今天你看不到它(载人登月)有什么意义,但是当看到它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就晚了。”龙乐豪在接受采访时说。

  龙乐豪认为,要加强和巩固航天大国地位,使我国变成航天强国,就需要研制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展重型运载火箭,探索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等。

  “我认为载人登月是一个大的发展战略。从2004年起,我就开始组织有关人员研究,如果将来要搞载人登月我们该怎么办?这是长远发展。”龙乐豪说。

  现在,除了登月,龙乐豪还有了一个新的愿望:早日建成地球同步轨道空间太阳能电站,既环保又能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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